最后我们被关了起来，写了很长时间的交待材料。
起初我是这么写的：
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就是全部。
上面说，这样写太简单， 叫我重写。
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
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
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
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地点是我在山上偷盖的草房。
那天不是阴历十五就是阴历十六，反正月亮很亮。
陈清扬坐在竹床上，月光从门里照进来，照在她身上。
我站在地上，她用腿圈着我的腰。
我们还聊了几句，我说她的乳房不但圆，而且长的很端正，脐窝不但圆，而且很浅。
这些都很好。
她说是吗，我自己不知道。
后来月光移走了，我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她拿走了，接着吸了几口。
她还捏过我的鼻子，因为本地有一种说法，说童男的鼻子很硬，而纵欲过度行将死去的人鼻子很软。
这些时候她懒懒地躺在床上，倚着竹板墙。
其它的时间她像澳大利亚考拉熊一样抱住我，往我脸上吹热气。
最后月亮从门对面的窗子里照进来。
这时我和她分开。
但是我写这些材料，不是给军代表看。
他那时早就不是军代表了，而且已经复员回家去。
他是不是代表不重要，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总是要写交待材料。
我后来和我们学校人事科长关系不错。
他说当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
我想他说的包括了我写的交待材料。
我以为我的交待材料最有文彩。
因为我写这些材料时住在招待所，没有别的事可干，就像专业作家一样。
我逃跑是晚上的事。
那天上午，我找司务长请假，要到井坎镇买牙膏。
我归司务长领导，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
他应该随时随地看住我，可是天一黑我就不见了。
早上我带给他很多酸琶果，都是好的。
平原上的酸琶果都不能吃，因为里面是一窝蚂蚁。
只有山里的酸琶果才没蚂蚁。
司务长说，他个人和我关系不坏，而且军代表不在。
他可以准我去买牙膏。
但是司务长又说，军代表随时会回来。
要是他回来时我不在，司务长也不能包庇我。
我从队里出去，爬上十五队的后山，拿个镜片晃陈清扬的后窗。
过一会儿，她到山上来，说是头两天人家把她盯得特紧，跑不出来。
而这几天她又来月经。
她说这没关系，干吧。
我说那不行。
分手时她硬要给我二百块钱。
起初我不要，后来还是收下了。
后来陈清扬告诉我，头两天人家没有把她盯得特紧，后来她也没有来月经。
事实上，十五队的人根本就不管她。
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
她之所以不肯上山来，让我空等了好几天，是因为对此事感到厌倦。
她总要等有了好心情才肯性交，不是只要性交就有好心情。
当然这样做了以后，她也不无内疚之心。
所以她给我二百块钱。
我想既然她有二百块钱花不掉，我就替她花。
所以我拿了那些钱到井坎镇上，买了一条双筒猎枪。
后来我写交待材料，双筒猎枪也是一个主题。
人家怀疑我拿了它要打死谁。
其实要打死人，用二百块钱的双筒猎枪和四十块钱的铜炮枪打都一样。
那种枪是用来在水边打野鸭子的，在山里一点不实用，而且像死人一样沉。
那天我到井坎街上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又不是赶街的日子，所以只有一条空空落落的土路和几间空空落落的国营商店。
商店里有一个售货员在打瞌睡，还有很多苍蝇在飞。
货架上写着“吕过吕乎”，放着铝锅铝壶。
我和那个胶东籍的售货员聊了一会天，她叫我到库房里看了看。
在那儿我看见那条上海出的猎枪，就不顾它已经放了两年没卖出去的事实，把它买下了。
傍晚时我拿它到小河边试放，打死了一只鹭鸶。
这时军代表从场部回来，看见我手里有枪，很吃了一惊。
他唠叨说，这件事很不对，不能什么人手里都有枪。
应该和队里说一下，把王二的枪没收掉。
我听了这话，几乎要朝他肚子上打一枪。
如果打了的话，恐怕会把他打死。
那样多半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那天下午我从井坎回队的路上，涉水从田里经过，曾经在稻棵里站了一会。
我看见很多蚂蝗像鱼一样游出来，叮上了我的腿。
那时我光着膀子，衣服包了很多红糖馅的包子（镇上饭馆只卖这一种食品），双手提包子，背上还背了枪，很累赘。
所以我也没管那些蚂蝗。
到了岸上我才把它们一条条揪下来用火烧死。
烧得它们一条条发软起泡。
忽然间我感到很烦很累，不像二十一岁的人。
我想，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老了。
后来我遇上了勒都。
他告诉我说，他们把那条河岔里的鱼都捉到手了。
我那一份已经晒成了鱼干，在他姐姐手里。
他姐姐叫我去。
他姐姐和我也很熟，是个微黑俏丽的小姑娘。
我说一时去不了。
我把那一包包子都给了勒都，叫他给我到十五队送个信，告诉陈清扬，我用她给我的钱买了一条枪。
勒都去了十五队，把这话告诉陈清扬，她听了很害怕，觉得我会把军代表打死。
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傍晚时我就想打军代表一枪。
傍晚时分我在河边打鹭鸶，碰上了军代表。
像往常一样，我一声不吭，他喋喋不休。
我很愤怒，因为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一直对我喋喋不休，说着同样的话：我很坏，需要思想改造。
对我一刻也不能放松。
这样的话我听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么火。
后来他又说，今天他有一个特大好消息，要向大家公布。
但是他又不说是什么，只说我和我的“臭婊子”陈清扬今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
我听了这话格外恼火，想把他就地掐死，又想听他说出是什么好消息以后再下手。
他却不说，一直卖着关子，只说些没要紧的话，到了队里以后才说，晚上你来听会吧，会上我会宣布的。
晚上我没去听会，在屋里收拾东西，准备逃上山去。
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致军代表有了好办法来收拾我和陈清扬，至于是什么事我没想出来，那年头的事很难猜。
我甚至想到可能中国已经复辟了帝制，军代表已经当上了此地的土司。
他可以把我锤骟掉，再把陈清扬拉去当妃子。
等我收拾好要出门，才知道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会场上喊口号，我在屋里也能听见。
原来是此地将从国营农场改做军垦兵团。
军代表可能要当个团长。
不管怎么说，他不能把我阉掉，也不能把陈清扬拉走。
我犹豫了几分钟，还是把装好的东西背上了肩，还用砍刀把屋里的一切都砍坏，并且用木炭在墙上写了：“XXX（军代表名），操你妈！”
然后出了门，上山去了。
我从十四队逃跑的事就是这样。
这些经过我也在交待材料里写了。
概括地说，是这样的：
我和军代表有私仇，这私仇有两个方面：
一是我在慰问团面前说出了曾经被打晕的事，叫军代表很没面子；二是争风吃醋，所以他一直修理我。
当他要当团长时，我感到不堪忍受，逃到山上去了。
我到现在还以为这是我逃上山的原因。
但是人家说，军代表根本就没当上团长，我逃跑的理由不能成立。
所以人家说，这样的交待材料不可信。
可信的材料应该是，我和陈清扬有私情。
俗话说，色胆包天，我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这话也有一点道理，可是我从队里逃出来时，原本不打算找陈清扬，打算一走算了。
走到山边上才想到，不管怎样，陈是我的一个朋友，该去告别。
谁知陈清扬说，她要和我一起逃跑。
她还说，假如这种事她不加入，那伟大友谊岂不是喂了狗。
于是她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东西跟我走了。
假如没有她和她收拾的东西，我一定会病死在山上。
那些东西里有很多治疟疾的药，还有大量的大号避孕套。
我和陈清扬逃上山以后，农场很惊慌了一阵。
他们以为我们跑到缅甸去了。
这件事传出去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就没向上报告，只是在农场内部通缉王二和陈清扬。
我们的样子很好认，还带了一条别人没有的双筒猎枪，很容易被人发现，可是一直没人找到我们。
直到半年后以后，我们自己回到农场来，各回各的队，又过了一个多月，才被人保组叫去写交待。
也是我们流年不利，碰上了一个运动，被人揭发了出来。
人保组的房子在场部的路口上，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
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因为它粉刷得很白，还因为它在高岗上。
大家到场部赶街，老远就看见那间房子。
它周围是一片剑麻地，剑麻总是睛绿色，剑麻下的土总是鲜红色。
我在那里交待问题，把什么都交待了。
我们上了山，先在十五队后山上种玉米，那里土不好，玉米有一半没出苗。
我们就离开，昼伏夜行，找别的地方定居。
最后想起山上有个废水碾，那里有很大一片丢荒了的好地。
水碾里住了一个麻疯寨跑出来的刘大爹。
谁也不到那里去，只有陈清扬有一回想起自己是大夫，去看过一回。
我们最后去了刘大爹那里，住在水碾背后的山洼里，陈清扬给刘大爹看病，我给刘大爹种地。
过了一些时候，我到清平赶街，遇上了同学。
他们说，军代表调走了，没人记着我们的事。
我们就回来。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在人保组里呆了很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气氛还好，人家说，问题清楚了，你准备写材料。
后来忽然又严重起来，怀疑我们去了境外，勾结了敌对势力，领了任务回来。
于是他们把陈清扬也叫到人保组，严加审讯。
问她时，我往窗外看。
天上有很多云。
人家叫我交待偷越国境的事。
其实这件事上，我也不是清白无辜。
我确实去过境外。
我曾经打扮成老傣的模样，到对面赶过街。
我在那里买了些火柴和盐。
但是这没有必要说出来。
没必要说的话就不说。
后来我带人保组的人到我们住过的地方去勘查。
我在十五队后山上搭的小草房已经漏了顶，玉米地招来很多鸟。
草房后面有很多用过的避孕套，这是我们在此住过的铁证。
当地人不喜欢避孕套，说那东西阻断了阴阳交流，会使人一天天弱下去。
其实当地那种避孕套，比我后来用过的任何一种都好。
那是百分之百的天然橡胶。
后来我再不肯带他们去那些地方看，反正我说我没去国外，他们不信。
带他们去看了，他们还是不信。
没必要做的事就别做。
我整天一声不吭。
陈清扬也一声不吭。
问案的人开头还在问，后来也懒得吭声。
街子天里有好多老傣、老景颇背着新鲜的水果蔬菜走过，问案的人也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了一个人。
他也想去赶街，可是不到放我们回去的时候，让我们呆在这里无人看管，又不合规定。
他就到门口去喊人，叫过路的大嫂站住。
但是人家经常不肯站住，而是加快了脚步。
见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笑起来。
人保组的同志终于叫住了一个大嫂。
陈清扬站起来，整理好头发，把衬衣领子折起来，然后背过手去。
那位大嫂就把她捆起来，先捆紧双手，再把绳子在脖子和胳膊上扣住。
那大嫂抱歉地说，捆人我不会啦。
人保组的同志说，可以了。
然后他再把我捆起来，让我们在两张椅子上背靠背坐好，用绳子拦腰捆上一道，然后他锁上门，也去赶集。
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到办公桌里拿东西，问道：要不要上厕所？
时间还早，一会回来放你们。
然后又出去。
到他最后来放开我们的时候，陈清扬活动一下手指，整理好头发，把身上的灰土掸干净，我们俩回招待所去。
我们每天都到人保组去，每到街子天就被捆起来，除此之外，有时还和别人一道到各队去挨斗。
他们还一再威胁说，要对我们采取其它专政手段——我们受审查的事就是这样的。
后来人家又不怀疑我们去了国外，开始对她比较客气，经常叫她到医院去，给参谋长看前列腺炎。
那时我们农场来了一大批军队下来的老干部，很多人有前列腺炎。
经过调查，发现整个农场只有陈清扬知道人身上还有前列腺。
人保组的同志说，要我们交待男女关系问题。
我说，你怎知我们有男女关系问题？
你看见了吗？
他们说，那你就交待投机倒把问题。
我又说，你怎知我有投机倒把问题？
他们说，那你还是交待投敌叛变的问题。
反正要交待问题，具体交待什么，你们自己去商量。
要是什么都不交待，就不放你。
我和陈清扬商量以后，决定交待男女关系问题。
她说，做了的事就不怕交待。
于是我就像作家一样写起交待材料来。
首先交待的就是逃跑上山那天晚上的事。
写了好几遍，终于写出陈清扬像考拉熊。
她承认她那天心情非常激动，确实像考拉熊。
因为她终于有了机会，来实践她的伟大友谊。
于是她腿圈住我的腰，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想像成一棵大树，几次想爬上去。
后来我又见到陈清扬，已经到了九十年代。
她说她离了婚和女儿住在上海，到北京出差。
到了北京就想到，王二在这里，也许能见到。
结果真的在龙潭湖庙会上见到了我。
我还是老样子，饿纹入嘴，眼窝下乌青，穿过了时的棉袄，蹲在地上吃不登大雅之堂的卤煮火烧。
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手上被硝酸染得焦黄。
陈清扬的样子变了不少，她穿着薄呢子大衣，花格呢裙子，高跟皮靴，戴金丝眼镜，像个公司的公关职员，她不叫我，我绝不敢认。
于是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
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现在做个城里的市民，学校的教员，就很不像样。
陈清扬说，她女儿已经上了大二，最近知道了我们的事，很想见我。
这事的起因是这样的：
她们医院想提拔她，发现她档案里还有一堆东西。
领导上讨论之后，认为是文革时整人的材料，应予撤销。
于是派人到云南外调，花了一万元差旅费，终于把它拿了出来。
因为是本人写的，交还本人。
她把它拿回家去放着，被女儿看见了。
该女儿说，好哇，你们原来是这么造的我！
其实我和她女儿没有任何关系。
她女儿产生时，我已经离开云南了。
陈清扬也是这么解释的，可是那女孩说，我可以把精液放到试管里，寄到云南让陈清扬人工授精。
用她原话来说就是：你们两个混蛋什么干不出来。
我们逃进山里的第一个夜晚，陈清扬兴奋得很。
天明时我睡着了，她又把我叫起来，那时节大雾正从墙缝里流进来。
她让我再干那件事，别戴那捞什子。
她要给我生一窝小崽子，过几年就耷拉到这里。
同时她揪住乳头往下拉，以示耷拉之状。
我觉得耷拉不好看，就说，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别叫它耷拉。
所以我还是戴着那捞什子。
以后她对这件事就失去了兴趣。
后来我再见陈清扬时，问道，怎么样，耷拉了吧？
她说可不是，耷拉得一塌糊涂。
你想不想看看有多耷拉。
后来我看见了，并没有一蹋糊涂。
不过她说，早晚要一塌糊涂，没有别的出路。
我写了这篇交待材料交上去，领导上很欣赏。
有个大头儿，不是团参谋长就是政委，接见了我们，说我们的态度很好。
领导上相信我们没有投敌叛变。
今后主要的任务就是交待男女关系问题。
假如交待得好，就让我们结婚。
但是我们并不想结婚。
后来又说，交待得好，就让我调回内地。
陈清扬也可以调上级医院。
所以我在招待所写了一个多月交待材料，除了出公差，没人打搅，我用复写纸写，正本是我的，副本是她的。
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交待材料。
后来人保组的同志找我商量，说是要开个大的批斗会。
所有在人保组受过审查的人都要参加，包括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犯，以及各种坏人。
我们本该属于同一类，可是团领导说了，我们年轻，交待问题的态度好，所以又可以不参加。
但是有人攀我们，说都受审查，他们为什么不参加。
人保组也难办。
所以我们必须参加。
最后的决定是来做工作，动员我们参加。
据说受受批斗，思想上有了震动，以后可以少犯错误。
既然有这样的好处，为什么不参加。
到了开会的日子，场部和附近生产队来了好几千人。
我们和好多别的人站到台上去。
等了好半天，听了好几篇批判稿，才轮到我们王陈二犯。
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淫乱，作风腐败，为了逃避思想改造，逃到山里去。
后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下山弃暗投明。
听了这样的评价，我们心情激动，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王二！
打倒陈清扬！
斗过这一台，我们就算没事了。
但是还得写交待，因为团领导要看。
在十五队后山上，陈清扬有一回很冲动，要给我生一群小崽子，我没要。
后来我想，生生也不妨，再跟她说，她却不肯生了。
而且她总是理解成我要干那件事。
她说，要干就干，没什么关系。
我想纯粹为我，这样太自私了，所以就很少干。
何况开荒很累，没力气干。
我所能交待的事就是在地头休息时摸她的乳房。
旱季里开荒时，到处是热风，身上没有汗，可是肌肉干疼。
最热时，只能躺在树下睡觉。
枕着竹筒，睡在棕皮蓑衣上。
我奇怪为什么没人让我交待蓑衣的事。
那是农场的劳保用品，非常贵。
我带进山两件，一件是我的，一件是从别人门口顺手拿来的。
一件也没拿回来。
一直到我离开云南，也没人让我交还蓑衣。
我们在地头休息时，陈清扬拿斗笠盖住脸，敞开衬衣的领口，马上就睡着了。
我把手伸进去，有很优美的浑圆的感觉。
后来我把扣子又解开几个，看见她的皮肤是浅红色。
虽然她总穿着衣服干活，可是阳光透过了薄薄的布料。
至于我，总是光膀子，已经黑得像鬼一样。
陈清扬的乳房是很结实的两块，躺着的时候给人这样的感觉。
但是其它地方很纤细。
过了二十多年，大模样没怎么变，只是乳头变得有点大，有点黑。
她说这是女儿做的孽。
那孩子刚出世，像个粉红色的小猪，闭着眼一口叼住她那个地方狠命地吃，一直把她吃成个老太太，自己却长成个漂亮大姑娘，和她当年一样。
年纪大了，陈清扬变得有点敏感。
我和她在饭店里重温旧情，说到这类话题，她就有恐慌之感。
当年不是这样。
那时候在交待材料里写到她的乳房，我还有点犹豫。
她说，就这么写。
我说，这样你就暴露了。
她说，暴露就暴露，我不怕！
她还说是自然长成这样，又不是她捣了鬼。
至于别人听说了有什么想法，不是她的问题。
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发现，陈清扬是我的前妻哩。
交待完问题人家叫我们结婚。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可是领导上说，不结婚影响太坏，非叫去登记不可。
上午登记结婚，下午离婚。
我以为不算呢。
乱秧秧的，人家忘了把发的结婚证要回去。
结果陈清扬留了一张。
我们拿这二十年前发的破纸头登记了一间双人房。
要是没有这东西，就不许住在一间房子里。
二十年前不这样。
二十年前他们让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写交待材料，当时也没这个东西。
我写了我们住在后山上的事。
团领导要人保组的人带话说，枝节问题不要讲太多，交待下一个案子罢。
听了这话，我发了犟驴脾气：妈妈的，这是案子吗？
陈清扬开导我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每天要干多少这种事，又有几个有资格成为案子。
我说其实这都是案子，只不过领导上查不过来。
她说既然如此，你就交待罢。
所以我交待道：那天夜里，我们离开了后山，向做案现场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