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
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
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
余司令说：“立住吧。”
奶奶就立住了。
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
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从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
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
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
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了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
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
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
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慢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
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
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
雾奇浓，活泼多变。
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
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
在这次雾中行军里，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
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记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
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
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
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 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
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
腥甜味愈加强烈，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
狗娘养的日本！”
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
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
那股弥漫着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昧一直伴随着他。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河水明亮的喧哗，一阵强一阵弱，一阵远一阵近。
赶上队伍了，父亲的身前身后响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
不知谁的枪托撞到另一个谁的枪托上了。
不知谁的脚踩破了一个死人的骷髅什么的。
父亲前边那个人吭吭地咳嗽起来，这个人的咳嗽声非常熟悉。
父亲听到他咳嗽就想起他那两扇一激动就充血的大耳朵。
透明单薄布满血管的大耳朵是王文义头上引人注目的器官。
他个子很小，一颗大头缩在耸起的双肩中。
父亲努力看去，目光刺破浓雾，看到了王文义那颗一边咳一边颠动的大头。
父亲想起王文义在演练场上挨打时，那颗大头颠成那般可怜模样。
那时他刚参加余司令的队伍，任副官在演练场上对他也对其他队员喊：向右转——，王文义欢欢喜喜地跺着脚，不知转到哪里去了。
任副官在他腚上打了一鞭子，他嘴咧开叫一声：孩子他娘！
脸上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围在短墙外看光景的孩子们都哈哈大笑。
余司令飞起一脚，踢到王文义的屁股上。
“咳什么？”
“司令……”
王文义忍着咳嗽说，“嗓子眼儿发痒……”
“痒也别咳！
暴露了目标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令。”
王文义答应着，又有一阵咳嗽冲口而出。
父亲觉出余司令前跨了一大步，只手捺住了王文义的后颈皮。
王文义口里咝咝地响着，随即不咳了。
父亲觉出余司令的手从王文义的后颈皮上松开了，父亲还觉得王文义的脖子上留下两个熟葡萄一样的紫手印，王文义幽蓝色的惊惧不安的眼睛里，飞迸出几点感激与委屈。
很快，队伍钻进了高粱地。
我父亲本能地感觉到队伍是向着东南方向开进的。
适才走过的这段土路是由村庄直接通向墨水河边的唯一的道路。
这条狭窄的土路在白天颜色青白。
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
父亲常走这条路，后来他在日本炭窑中苦熬岁月时，眼前常常闪过这条路。
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
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
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更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
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
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
高粱沾满了露水的柔韧叶片，锯着父亲的衣衫和面颊。
高粱晃动激起的小风在父亲头顶上短促出击，墨水河的流水声愈来愈响。
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
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股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
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柔软得像油脂一样。
河边潮湿的滩涂上，丛生着灰绿色的芦苇和鹅绿色车前草，还有贴地生的野葛蔓，支支直立的接骨草。
滩涂的淤泥上，印满螃蟹纤细的爪迹。
秋风起，天气凉，一群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等等。
高粱红了，西风响，蟹脚痒，成群结队的、马蹄大小的螃蟹都在夜间爬上河滩，到草丛中觅食。
螃蟹喜食新鲜牛屎和腐烂的动物的尸体。
父亲听着河声，想着从前的秋天夜晚，跟着我家的老伙计刘罗汉大爷去河边捉螃蟹的情景。
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宝蓝色的天空深邃无边，绿色的星辰格外明亮。
北斗勺子星——北斗主死，南斗簸箕星——南斗司生、八角玻璃井——缺了一块砖，焦灼的牛郎要上吊，忧愁的织女要跳河……
都在头上悬着。
刘罗汉大爷在我家工作了几十年，负责我家烧酒作坊的全面工作，父亲跟着罗汉大爷脚前脚后地跑，就像跟着自己的爷爷一样。
父亲被迷雾扰乱的心头亮起了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罩子灯上盖的铁皮、钻眼的铁皮上钻出来。
灯光微弱，只能照亮五六米方圆的黑暗。
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
父亲和罗汉大爷披着蓑衣，坐在罩子灯旁，听着河水的低沉呜咽——非常低沉的呜咽。
河道两边无穷的高粱地不时响起寻偶狐狸的兴奋鸣叫。
螃蟹趋光，正向灯影聚拢。
父亲和罗汉大爷静坐着，恭听着天下的窃窃秘语，河底下淤泥的腥味，一股股泛上来。
成群结队的螃蟹团团围上来，形成一个躁动不安的圆圈。
父亲心里惶惶，跃跃欲起，被罗汉大爷按住了肩头。
“别急！”
大爷说，“心急喝不得热粘粥。”
父亲强压住激动，不动。
螃蟹爬到灯光里就停下来，首尾相衔，把地皮都盖住了。
一片青色的蟹壳闪亮，一对对圆杆状的眼睛从凹陷的眼窝里打出来。
隐在倾斜的脸面下的嘴里，吐出一串一串的五彩泡沫。
螃蟹吐着彩沫向人挑战，父亲身上披着大蓑衣长毛奓起。
罗汉大爷说：“抓！”
父亲应声弹起，与罗汉大爷抢过去，每人抓住一面早就铺在地上的密眼罗网的两角，把一堆螃蟹抬起来，露出了螃蟹下的河滩地。
父亲和罗汉大爷把两角系起扔在一边，又用同样的迅速和熟练抬起网片。
每一网都是那么沉重，不知网住了几百几千只螃蟹。
父亲跟着队伍进了高粱地后，由于心随螃蟹横行斜走，脚与腿不择空隙，撞得高粱棵子东倒西歪。
他的手始终紧扯着余司令的衣角，一半是自己行走，一半是余司令牵着前进，他竟觉得有些瞌睡上来，脖子僵硬，眼珠子生涩呆板。
父亲想，只要跟着罗汉大爷去墨水河，就没有空手回来的道理。
父亲吃螃蟹吃腻了，奶奶也吃腻了。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罗汉大爷就用快刀把螃蟹斩成碎块，放到豆腐磨里研碎，加盐，装缸，制成蟹酱，成年累月地吃，吃不完就臭，臭了就喂罂粟。
我听说奶奶会吸大烟但不上瘾，所以始终面如桃花，神清气爽，用螃蟹喂过的罂粟花朵肥硕壮大，粉、红、白三色交杂，香气扑鼻。
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的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
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
墨水河盛产的白鳝鱼肥得像肉棍一样，从头至尾一根刺。
它们呆头呆脑，见钩就吞。
父亲想着的罗汉大爷去年就死了，死在胶平公路上。
他的尸体被割得零零碎碎，扔得东一块西一块。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
父亲一想起罗汉大爷的尸体，脊梁沟就发凉。
父亲又想起大约七八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奶奶喝醉了酒，在我家烧酒作坊的院子里，有一个高粱叶子垛，奶奶倚在草垛上，搂住罗汉大爷的肩，呢呢喃喃地说：“大叔…… 你别走。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看水面，不看我的面子也要看豆官的面子上，留下吧，你要我…… 我也给你…… 你就像我的爹一样……”
父亲记得罗汉大爷把奶奶推到一边，晃晃荡荡走进骡棚，给骡子拌料去了。
我家养着两头大黑骡子，开着烧高粱酒的作坊，是村子里的首富。
罗汉大爷没走，一直在我家担任业务领导，直到我家那两头大黑骡子被日本人拉到胶平公路修筑工地上去使役为止。
这时，从被父亲他们甩在身后的村子里，传来悠长的毛驴叫声。
父亲精神一振，眼睛睁开，然而看到的，依然是半凝固半透明的雾气。
高粱挺拔的秆子，排成密集的栅栏，模模糊糊地隐藏在气体的背后，穿过一排又一排，排排无尽头。
走进高粱地多久了，父亲已经忘记，他的神思长久地滞留在远处那条喧响着的丰饶河流里，长久地滞留在往事的回忆里，竟不知这样匆匆忙忙拥拥挤挤地在如梦如海的高粱地里躜进是为了什么。
父亲迷失了方位。
他在前年有一次迷途高粱地的经验，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了，是河声给他指引了方向。
现在，父亲又谛听着河的启示，很快明白，队伍是向正东偏南开进，对着河的方向开进。
方向辨清，父亲也就明白，这是去打伏击，打日本人，要杀人，像杀狗一样。
他知道队伍一直往东南走，很快就要走到那条南北贯通，把偌大个低洼平原分成两半，把胶县平度县两座县城连在一起的胶平公路。
这条公路，是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用皮鞭和刺刀催逼着老百姓修成的。
高粱的骚动因为人们的疲惫困乏而频繁激烈起来，积露连续落下，淋湿了每个人的头皮和脖颈。
王文义咳嗽不断，虽连遭余司令辱骂也不改正。
父亲感到公路就要到了，他的眼前昏昏黄黄地晃动着路的影子。
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竟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
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
它们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父亲从高粱的颜色上，猜到了太阳已经被高粱遮挡着的地平线烧成一片可怜的艳红。
忽然发生变故，父亲先是听到耳边一声尖利呼啸，接着听到前边发出什么东西被迸裂的声响。
余司令大声吼叫：“谁开枪？
小舅子，谁开的枪？”
父亲听到子弹钻破浓雾，穿过高粱叶子高粱秆，一颗高粱头颅落地。
一时间众人都屏气息声。
那粒子弹一路尖叫着，不知落到哪里去了。
芳香的硝烟迷散进雾。
王文义惨叫一声：“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
没有头还会说话！”
余司令撇下我父亲，到队伍前头去了。
王文义还在哀嚎。
父亲凑上前去，看清了王文义奇形怪状的脸。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
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粘腻发烫的液体。
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
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大叔，”父亲说，“大叔，你挂彩了。”
“豆官，你是豆官吧，你看看大叔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吗？”
“在，大叔，长得好好的，就是耳朵流血啦。”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
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余司令从前边回来，蹲下，捏着王文义的脖子，压低嗓门说：“别叫，再叫我就毙了你！”
王文义不敢叫了。
“伤着哪儿啦？”
余司令问。
“耳朵……”
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从腰里抽出一块包袱皮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出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余司令又叫：“豆官。”
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
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头前开路的大个子哑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
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漶散下去。
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潮湿所致吧。
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感到身体灵巧轻便，脚步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
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
余司令给他粗手粗脚包扎耳朵，连半个头也包住了。
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啦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他背着一支长筒子鸟枪，枪托儿血红色。
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高粱地里去了。
大路上铺着一层粗沙，没有牛马脚踪，更无人的脚印。
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高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感到不祥。
父亲早就知道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是兵。
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
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
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各扛着一盘。
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