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 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 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 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 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只能说有一点知道。 她要讨论的事是这祥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 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 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 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 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 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 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 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 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 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起因是我找她打针。 这事经过如下：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插秧，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上有旧伤，而且我身高在一米九以上。 如此插了一个月，我腰痛难忍，不打封闭就不能入睡。 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剥落，而且都有倒钩，经常把我腰上的肉钩下来。 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散弹枪，伤痕久久不褪。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起十五队的队医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的大夫，对针头和勾针大概还能分清，所以我去找她看病。 看完病回来，不到半个小时，她就追到我屋里来，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 陈清扬说，她丝毫也不藐视破鞋。 据她观察，破鞋都很善良，乐于助人，而且最不乐意让人失望。 因此她对破鞋还有一点钦佩。 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而在于她根本不是破鞋。 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 假如一只猫被人叫成一只狗，它也会感到很不自在。 现在大家都管她叫破鞋，弄得她魂不守舍，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陈清扬在我的草房里时，裸臂赤腿穿一件白大褂，和她在山上那间医务室里装束一样。 所不同的是披散的长发用个手绢束住，脚上也多了一双拖鞋。 看了她的样子，我就开始捉摸：她那件白大褂底下是穿了点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没穿。 这一点可以说明陈清扬很漂亮，因为她觉得穿什么不穿什么无所谓。 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自信心。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 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 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 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 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 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 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 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 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 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陈清扬听了这话，脸色发红，怒目圆睁，几乎就要打我一耳光。 这女人打人耳光出了名，好多人吃过她的耳光。 但是她忽然泄了气，说：好吧，破鞋就破鞋吧。 但是垂不垂黑不黑的，不是你的事。 她还说，假如我在这些事上琢磨得太多，很可能会吃耳光。 倒退到二十年前，想像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 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你可以想像陈清扬听到这么个人说起她的乳房下垂不下垂时，手心是何等的发痒。 她有点神经质，都是因为有很多精壮的男人找她看病，其实却没有病。 那些人其实不是去看大夫，而是去看破鞋。 只有我例外。 我的后腰上好像被猪八戒筑了两耙。 不管腰疼真不真，光那些窟窿也能成为看医生的理由。 这些窟窿使她产生一个希望，就是也许能向我证明，她不是破鞋。 有一个人承认她不是破鞋，和没人承认大不一样。 可是我偏让她失望。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 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 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 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 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 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 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用一碗绿豆做子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 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 汽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 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 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了是我。 所以我保持沉默。 沉默就是默认。 所以春天我去插秧，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又去放牛，吃不上热饭。 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 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汽枪，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 该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那些日子里，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 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 可是陈清扬又从山上跑下来找我。 原来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 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 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 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 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陈清扬听了这些话，先是气得脸白，然后满面通红，最后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了。 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一个恶棍。 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后开始胡说八道。 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 所以她就决定，早晚要打我一个耳光。 假如我知道她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 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 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 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 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岔里静静地嚼草。 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 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 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挺直。 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 任凭别人上门挑衅，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 为了防止斗架伤身，影响春耕，我们把它们都阉了。 每次阉牛我都在场。 对于一般的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 但是对于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九，一木锤砸个稀烂。 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 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我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 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 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 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我有好多奢望。 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那天晚上我请陈清扬来吃鱼，所以应该在下午把鱼弄到手。 到下午五点多钟我才想起到戽鱼的现场去看看。 还没走进那条小河岔，两个景颇族孩子就从里面一路打出来，烂泥横飞，我身上也挨了好几块，直到我拎住他们的耳朵，他们才罢手。 我喝问一声：“鸡巴，鱼呢？” 那个年记大点的说：“都怪鸡巴勒农！ 他老坐在坝上，把坝坐鸡巴倒了！” 勒农直着嗓子吼：“王二！ 坝打得不鸡巴牢！” 我说：“放屁！ 老子砍草皮打的坝，哪个鸡巴敢说不牢？” 到里面一看，不管是因为勒农坐的也好，还是因为我的坝没打好也罢，反正坝是倒了，戽出来的水又流回去，鱼全泡了汤，一整天的劳动全都白费。 我当然不能承认是我的错，就痛骂勒农。 勒都（就是那另一个孩子）也附合我。 勒农上了火，一跳三尺高，嘴里吼道：“王二！ 勒都！ 鸡巴！ 你们姐夫舅子合伙搞我！ 我去告诉我家爹，拿铜炮枪打你们！” 说完这小免崽子就往河岸上窜，想一走了之。 我一把薅住他脚脖子，把他揪下来。 “你走了我们给你赶牛哇？ 做你娘的美梦！” 这小子哇哇叫着要咬我，被我劈开手按在地上。 他口吐白沫，杂着汉话、景颇话、傣话骂我，我用正庄京片子回骂。 忽然间他不骂了，往我下体看去，脸上露出无限羡慕之情。 我低头一看，我的小和尚又直立起来了。 只听勒农啧啧赞美道： “哇！ 想日勒都家姐啊！” 我赶紧扔下他去穿裤子。 晚上我在水泵房点起汽灯，陈清扬就会忽然到来，谈起她觉得活着很没意思，还说到她在每件事上都是清白无辜。 我说她竟敢觉得自己清白无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孽。 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这些话她好像很听得进去，但是从不附合。 那天晚上我在河边上点起汽灯，陈清扬却迟迟不至，直到九点钟以后，她才到门前来喊我：“王二，混蛋！ 你出来！” 我出去一口看，她穿了一身白，打扮得格外整齐，但是表情不大轻松。 她说道：你请我来吃鱼，做倾心之谈，鱼在哪里？ 我只好说，鱼还在河里。 她说好吧，还剩下一个倾心之谈。 就在这儿谈罢。 我说进屋去谈，她说那也无妨，就进屋来坐着，看样子火气甚盛。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 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 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 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 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 唯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器。 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作“义气”。 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 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 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 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 那天晚上我把我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她大为感动，当即表示道：这友谊她接受了。 不但如此，她还说要以更伟大的友谊还报我，哪怕我是个卑鄙小人也不背叛。 我听她如此说，大为放心，就把底下的话也说了出来：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 她听了以后就开始发愣，大概是没有思想准备。 说了半天她毫无反应。 我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去，感觉她的肌肉绷得很紧。 这娘们随时可能翻了脸给我一耳光，假定如此，就证明女人不懂什么是交情。 可是她没有。 忽然间她哼了一声，就笑起来。 还说：我真笨！ 这么容易就着了你的道儿！ 我说：什么道儿？ 你说什么？ 她说：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问她我刚才说的事儿你答应不答应？ 她说呸，而且满面通红。 我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采取主动，动手动脚。 她搡了我几把，后来说，不在这儿，咱们到山上去。 我就和她一块到山上去了。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 但是她又说，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丧失一切，也不懊侮。 其实伟大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 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 我的话也半真不假。 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 就因为这种态度，别人都不相信我。 我虽然把交朋友当成终身的事业，所交到的朋友不过陈清扬等二三人而已。 那天晚上我们到山上去，走到半路她说要回家一趟，要我到后山上等她。 我有点怀疑她要晾我，但是我没说出来，径直走到后山上去抽烟。 等了一些时间，她来了。 陈清扬说，我第一次去找她打针时，她正在伏案打瞌睡。 在云南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打瞌睡，所以总是半睡半醒。 我走进去时，屋子里暗了一下，因为是草顶土坯房，大多数光从门口进来。 她就在那一刻醒来，抬头问我干什么。 我说腰疼，她说躺下让我看看。 我就一头倒下去，扑到竹板床上，几乎把床砸塌。 我的腰痛得厉害，完全不能打弯。 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来找她。 陈清扬说，我很年轻时就饿纹入嘴，眼睛下面乌黑。 我的身材很高，衣服很破，而且不爱说话。 她给我打过针，我就走了，好像说了一声谢了，又好像没说。 等到她想起可以让我证明她不是破鞋时，已经过了半分钟。 她追了出来，看见我正取近路走回十四队。 我从土坡上走下去，逢沟跳沟，逢坎跃坎，顺着山势下得飞快。 那时正逢旱季的上午，风从山下吹来，喊我也听不见。 而且我从来也不回头。 我就这样走掉了。 陈清扬说，当时她想去追我，可是觉得很难追上。 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她不是破鞋。 所以她走回医务室去。 后来她又改变了主意去找我，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说她是破鞋，因此所有的人都是敌人。 而我可能不是敌人。 她不愿错过了机会，让我也变成敌人。 那天晚上我在后山上抽烟。 虽然在夜里，我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因为月光很明亮，当地的空气又很干净。 我还能听见远处的狗叫声。 陈清扬一出十五队我就看见了，白天未必能看这么远。 虽然如此，还是和白天不一样。 也许是因为到处都没人。 我也说不准夜里这片山上有人没人，因为到处是银灰色的一片。 假如有人打着火把行路，那就是说，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在那里。 假如你不打火把，就如穿上了隐身衣，知道你在那里的人能看见，不知道的人不能看见。 我看见陈清扬慢慢走近，怦然心动，无师自通地想到，做那事之前应该亲热一番。 陈清扬对此的反应是冷冰冰的。 她的嘴唇冷冰冰，对爱抚也毫无反应。 等到我毛手毛脚给她解扣子时，她把我推开，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一边，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 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 我赶紧脱了衣服爬过去，她又一把把我推开，递给我一个东西说：“会用吗？ 要不要我教你？” 那是一个避孕套。 我正在兴头上，对她这种口气只微感不快。 套上之后又爬到她身上去，心慌气躁地好一阵乱弄，也没弄对。 忽然她冷冰冰他说： “喂！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说当然知道。 能不能劳你大驾躺过来一点？ 我要就着亮儿研究一下你的结构。 只听啪的一声巨响，好似一声耳边雷，她给我一个大耳光。 我跳起来，拿了自己的衣服，拔腿就走。